2022-07-14 13:57
2021年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研究热点社交媒体

  在“2021年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研究热点盘点整体篇”中,我们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与写作》八本期刊2021年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以下研究热点,分别为媒体融合、 社交媒体、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数字新闻以及主流媒体与政治传播,本文将围绕热点之一——社交媒体展开详细论述。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最先出现于2007年在一本叫做《什么是社会化媒体》 (what is social media) 的电子书中。作者安东尼·梅菲尔德 (Antony Mayfield) 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1]传播学者安德烈·开普勒 (Andreas Kaplan) 和迈克尔·亨莱因 (Michael Haenlein) 对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所下的定义是:一系列建立在web2.0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用, 它允许用户自己生产内容 (UGC) 的创造和交流。[2]

  据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合作发布的《Digital 2021 October Global Statshot Report》,截止2021年10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达45.5亿,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高出4.09亿,相当于同比增长9.9%,社交媒体用户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时间达2个小时27分钟。[3]目前,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占比世界总人口的57.6%,不过该数量仍在稳步增长,平均每秒钟就有13个新用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随着整个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的突发和反复让社交媒体发挥着更大的社会作用。同时随着5G移动互联网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等不断发展,社交媒体迎来了万物互联、智能社交的时代。那么,2021年学界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本研究依托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新闻传播学八大刊于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15日发表的论文中,检索以“社交媒体”为主题的文献,并通过人工筛选,共得出相关文献77篇。

  由图1可见,八大刊中《现代传播》对社交媒体领域研究的关注最多,共发表了19篇论文,但仅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量的6.67%。《新闻与写作》次之,发表的13篇社交媒体文献,同样占比较小,仅4.29%。综合来看,《新闻记者》是八大刊中最重视社交媒体领域研究的,发文量达12篇,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量的12%,是八大刊中占比最高的。《国际新闻界》发表了9篇与社交媒体相关的文献,虽发文量不大,但其占比较大,为10.00%,占比位列第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界》《新闻大学》则都属于相关发文量垫底,且占比较低,可见这三本期刊对社交媒体相关的研究关注和重视程度较低。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情况,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将相关文献的数据导入Citespace(版本为5.5.R2)软件中,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出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社交媒体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2),共生成16个关键词节点和16条连线年八大刊社交媒体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如图2所示,图中每个节点和文本字号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字号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连线的粗细表明两个节点之间共现关系出现的频次,连线越粗,共现关系频次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情绪传播”、“计算传播”、“社交机器人”等关键词节点和字号较大,出现频次较多,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近一年内的研究热点主题。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与“风险感知”、“情绪传播”之间连线较粗,说明这些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较多。

  高频关键词能够直接反映学者研究的热点,为了更加具体、直观地展现,本研究基于77篇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文献的280个关键词绘制了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研究关键词词云图(图3)。

  由于“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出现次数过多,在社交媒体关键词词频表(表1)中将其去除,并通过人工分析,将“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三个同意关键词合并为一项后统计词频。由表1可以看出,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呈现“大集中,广分散”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关键节点去进行研究,其他则相对平均分散,涉及社交媒体倦怠、社交机器人、计算传播、网络议程设置、情绪传播等方向。

  综上所述,本文将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分为新冠疫情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影响、社交媒体中的内容传播及伦理三大议题。

  彭兰提到:受制于疫情,一方面人们极力避免线下的身体接触和社交活动,让物理“隔离”成为原本高度连接世界的常态;另一方面,由于转而更多地采用线上的虚拟“连接”,人们也对社交媒体产生了更多的依赖。

  隔离状态下,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用户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同时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在更多用户心中生根,两者共同指导公众的防疫行为。任围等发现新冠疫情背景下权威媒体与社交媒体发挥了互补性作用,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防行为,其中社交媒体使用仅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恐惧和感知严重性在其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总体来看,权威媒体对预防行为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社交媒体。

  杨洸等发现,人们的防疫情感和防疫行为均呈现出鲜明的世代特征,子代情感脆弱但行动积极,祖代情感乐观却行动滞后;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为,而子代和亲代则分别更依赖于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6]除了从社交媒体中获得信息,社交媒体用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策展也成为现象级的信息传播实践,同时用户的新闻获取习惯也产生了变化。解庆峰发现,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人际传播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则通过影响恐慌感间接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

  匡文波发现,受疫情的影响用户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有所下降,从传统主流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有所上升。他认为疫情会对用户的新闻获取习惯产生短期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用户仍将以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为主。[8]除了社交媒体上有关新冠疫情的内容传播,有关疫情的情绪传播也被学者所关注,同时情绪对于分享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周书环等发现疫情期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共享积极情绪而非消极情绪。尽管疫情初期以消极情绪为主,随着疫情发展,积极情绪增加,且成为主导情绪。相较于中性情绪,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分享行为影响更大,而相较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对社交媒体上分享行为的影响更大。

  李龙飞等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官方媒体信息可信度正向影响信息分享意愿,而两者的可信度均可通过风险感知影响信息分享意愿,风险感知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10]同时,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在疫情中所呈现出来的舆论态势和媒介生态引人关注。韩晓宁关注新冠疫情背景下健康信息传播中党媒、市场化媒体、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与公众等多元话语主体间的多层次议程互动情况,发现在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主要影响到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层面;在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方面,党媒对社交媒体舆论场影响显著,公众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网络议程均与党媒相关。

  陈昌凤等则关注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计算宣传,研究社交机器人对中国新冠疫苗的议题参与问题,发现社交机器人的议题参与呈现三大特征,分别是内容的聚焦性与负面性、形象的理性化与中立化以及社交的活跃性与广泛性。[12]另外,相较于以往SARS等类似疫情,此次疫情,科学共同体在社交媒体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对话欲望与参与冲动,这也是此次疫情的重要特征,也正是科学界的积极参与帮助公众更加快速正确认识疫情,积极应对疫情反复。彭化新发现,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科学家参与了不同身份的协商互动或对抗互动,尝试维护科学共同体的知识权力,并尽可能开展与疫情有关的科普工作。

  从这些媒介活动来看,科学家在疫情初期所参与的话语互动与权力博弈,是重建社交媒体中科学线、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影响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中,用户的自我呈现依旧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同时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

  等都是学界今年新的关注热点。孟飞等发现,不同于“自我呈现理论认为的用户力图在线上社交中呈现出理想自我。青年群体尽管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但他们依旧会策略性地进行真实自我的呈现,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加强了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认同。[15]吴风等发现,大学生群体朋友圈营造的社会情境是以熟人为基础的传播网络,且弱关系占主导。

  陈阳等则关注到一种较为特殊的自我呈现: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聚焦想象的互动通过访谈发现,宣泄负面情绪、维护重要社会关系,以及增强自我认同和理解,是发布私密朋友圈的主要原因。[17]冉华等关注青年女性用户的自我呈现,研究发现作为仪式的美颜,让青年女性在社交平台的自我展演与互动成为日常;在身体媒介化的进程中,美颜照弥合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冲突,实现了网络社交的连接与区隔;从私人领域的自我欣赏到公共空间的理想呈现,美颜技术解放青年女性需求的同时完成了对身体的规训。[18]

  庄睿等在关注自我呈现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社交媒体平台隐私管理,通过研究留学生代购群体发现,该群体通过隐私管理平衡做生意和做朋友之间的矛盾,通过隐私让渡和观众隔离重构隐私边界,通过对个人隐私信息的策略性表露和选择性隐藏,建构符合客户需求的数字形象,获取客户信任,隐私管理成为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情感劳动。[19]

  廖圣清等把自我呈现动机做为调节变量,研究关系强度对用户转发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我呈现动机在同学关系强度、同事关系强度、师生关系强度与转发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朋友关系强度、亲属关系强度与转发意愿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20]

  凯伦·沃尔-乔根森等在对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进行研究时发现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显著地提升了情感的重要性。[21]王珏认为社交媒体为公众情绪的表达带来充分的便利,也致使个体情绪大规模地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使得网络社会表现出情绪泛滥、情绪主导的舆情特征。

  张大伟等发现,除内容低俗外,广告干扰、模棱两可和谣言泛滥会延缓用户心流体验的产生,并且这四种消极信息因素均会引发短视频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进而产生不持续使用意向行为。[23]同时,心流体验对于消极使用行为意向具有三重缓冲作用:一是缓解社交媒体倦怠对不持续使用意向的作用效果;二是阻碍社交媒体倦怠的生成;三是直接降低用户的不持续使用意向。

  李彪等关注社交媒体环境下由新闻过载引发的新闻消费心理和行为的转变,研究发现,新闻过载引发的新闻倦怠是年轻群体从管理新闻转为回避新闻的关键变量,偶遇式新闻消费成为年轻群体的重要新闻消费方式,社交媒体好友开始充当新闻把关人;社交媒体倦怠对感知新闻过载和新闻倦怠的关系具有正向中介效应;新闻同质化引发年轻群体对新闻过载的感知,这进一步引发新闻倦怠和社交媒体倦怠。

  除了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张铮等也关注到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会直接影响媒体从业者的情绪衰竭;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会通过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间接导致不同维度的工作倦怠情况。[25]

  除了倦怠等消极情绪,也有学者研究社交媒体使用的正向影响。尹素伟发现如今网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展现了新的社交媒体集群行为方式以及后集群行为过程中网民自我理性建设的尝试,对稳定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关系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28]同时王炎龙等发现年长世代是驯化家庭群的主导者,研究展现人对技术复杂又动态的驯化过程。

  同时,社交媒体的盛行,可以使得传统节日、仪式、地方习俗等文化事项被更好记录,构筑起人们对共同体记忆的回溯与书写。孙信茹等发现,社交媒体帮助人们建立一种即时性的地点档案,地点呈现与传统空间紧密相联,同时社交媒体又创造出新的记忆之所。[30]张秀丽等以社交媒体中微博用户春节感知作为核心议题发现,在微博用户感知到年味仍浓的同时,明显呈现出消费崛起与关系嵌入新向度,媒介消费和平台连接占据春节文化感知的重要位置,春节文化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表现出再媒介化的现实图景。[31]

  3、社交媒体中的内容传播及伦理张昆等探究海外社交媒体中的用户原创内容对国家品牌传播的作用,研究发现,海外社交媒体上李子柒视频的受众对于人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流行文化及传统文化更感兴趣;在情绪上,提及流行文化的评论更为中性,提及治理的评论则更加消极。

  詹骞等发现内容型网红通过专业的内容生产来增进自身的可信度,从而增加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因此要重视对内容型网红的价值引导和培育,以期这一重要的意见领袖群体能在网络舆情中发挥正向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何艺璇等更关注用户对健康信息的辨别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的健康常识及分析性思维水平能够影响他们对于真伪健康信息的辨别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健康信息真伪的辨别力越低,对健康信息的感知准确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向他人转发分享该信息。[36]除了谣言,也有学者关注到内容过度娱乐化所带来危害。李春雷等以台风“山竹”的实地调研为案例,发现在灾害情境中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制造、传播带有恶搞性质的段子、表情包、短视频等泛娱乐化信息让应有严肃救灾心态让位于泛娱乐化的情绪狂欢。

  并指出传播媒介应当弥合青年群体信息传播行为与价值认知的差异,减少二次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社交媒体中内容塑造的不良价值观也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管理,并且针对一些低质、传递不正价值观等的内容也开始了政府和平台的严格管控。詹琰等发现社交媒体中充斥着明星、网红整容的审美奇观与观众的三种围观姿态,后者的共性是专注于公众人物的容貌展演,却忽视了整容过程中的实际风险。

  围观的本质是物化力量引发的伪审美体验对主体本心的遮蔽与扭曲,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现实危害。宣长春也关注到来社交媒体上一种特殊的内容-广告,探究侵入性对社交媒体广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对紧密型文化地区而言,侵入性会强化负面情感态度和回避行为,而对松散型文化地区而言,侵入性对情感态度和回避行为未产生显著影响。

  过去一年中,八大刊对于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不乏有一些经典议题的深化,如社交媒体中用户的自我呈现、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等,但也有类似疫情中社交媒体的效用、社交媒体中的情绪传播等创新议题,为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开创了新局面。但随着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5G、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众多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新技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会更加深入,未来研究还需多多关注新技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包括对社交媒体中用户的影响,同时还需关注人文主义在技术横行的时代如何在社交媒体中更多发挥效用等具备人文关怀的议题。

  短视频是指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传播载体,依托于移动社交平台及社交链条,播放时长在数秒到数分钟之间的视频内容产品[40](常江、田浩2018),具有移动、轻量、碎片等特点

  (朱杰、崔永鹏2018)。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增长了1亿,占网民整体的88.3%

  ,短视频用户规模渐趋饱和。短视频拓宽了人们的传播渠道,在生活呈现、休闲娱乐、叙事记录、城市形象塑造、电商直播等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并逐步演变为人们离不开的新型社交方式,深受大众欢迎。短视频与图文类内容相比,属于记录现实的媒介,无须识字也能参与,渗透率更高。它拥有超高规模的用户群,是全球传播的重要媒介。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总是和人们生活紧密连接,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短视频自然的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热点。在小强传播《2021年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研究热点盘点整体篇》中短视频排名第三,该关键词出现了31次,也足以证明其在学界的重要性。以“短视频”为主题词,文献发表的时间范围为2020年12月1日-2021年11月15日,在知网检索新闻传播学八大主要期刊,共得到69篇文献,经人工筛选掉与主体关联性不强的文献后还剩52篇。本文通过对这52篇核心文献进行分析后,总结出近一年新闻传播学领域短视频相关议题的研究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宏观把控,为学者今后研究提供思路。一、2021年八大刊短视频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由图1可见,八大刊中《现代传播》对短视频领域关注最为密切,共刊发了19篇论文,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量的6.67%。其次是《新闻与写作》,发表了16篇短视频文献占发文量的5.28%。《新闻记者》虽然只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但是却以3.85%的发文量占比赶超3.05%的《新闻界》位列第三。而排在发表论文篇数前三的《当代传播》,其发文量占比和《新闻与传播研究》相近仅占2.64%,对该领域关注的相对薄弱,《国际新闻界》近一年里没有发表过与短视频研究相关的文章。

  小编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将相关文献的数据导入Citespace(版本为5.5.R2)软件中,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出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短视频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2),共生成14个关键词节点和10条连线,基本上可以全面地展现短视频研究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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